文献来源：
曾润喜,杨璨. 数字政府传播: 赋能数字中国建设的新议程[J]. 电子政务, 2023(6):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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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曾润喜，管理学博士，重庆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青年人才计划入选者（2020.10-2023.10）、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担任国家级人才计划、国家级社科类课题通讯评审专家，教育部学科评估、专硕评估通讯评审专家，重庆市社科类课题和社科奖初评、复评和会评专家。研究方向：政策传播、数字政府传播、网络社会治理、媒体融合与传媒发展。
杨璨，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政策传播、智能传播。
数字政府传播：赋能数字中国建设的新议程
数字政府传播是数字政府治理过程中的关键一环。在深度媒介化的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传播犹如数字政府的“血管”，决定着数字公共信息资源的流动配置效能，进而对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乃至数字政府的整体运行状态都具有重要影响。当前，数字信息技术不断引发传播革命，数字政府建设面临全新的传播格局，需要深刻认识和理解数字政府传播的重要性，把握数字政府传播的核心议题，促进我国数字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赋能数字中国建设。
一、从行政沟通到数字政府传播
传统行政学理论认为，行政沟通是行政信息传递者和接受者对于行政信息的传递、接受和处理的过程，沟通范围主要围绕着行政机关进行。随着公共管理理论和传播理论的双重发展，政府传播的概念应运而生，被定义为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信息内外传递与交流互动。而 智能技术革命催生信息传播方式转型，呈现出低延时性、敏捷性、无界化和虚拟化等特点，政府治理面临更为复杂多元的传播环境。 尤其是在进入数字政府治理新阶段之后，传统行政沟通和政府传播理论范式的局限逐渐凸显，难以有效适应数字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数字政府建设的内生需求，需要建立一套与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相适应的政府传播新体系。
数字政府传播是数字政府与政府传播的有机结合，是贯穿数字政府行为全过程的传播。在数字政府建设初期，主要是“政府传播的数字化”，即利用数字化手段开展政府传播活动，包括政府内部办公自动化和组织成员在线沟通协作，以及基于数字手段对外发布政府新闻，与公众保持联系和进行危机回应等。随着数字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创新发展，牵引整个社会的信息生态和传播模式不断变革与演化，相应地，数字政府建设逐步深入，传统治理向数字治理转型。数字政府基于数字公共信息资源的高效整合与开放共享，实现政府传播业务重组和流程再造，政府传播原本的主体、边界、技术、效果等传播要素都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政府信息过程也逐渐演化为基于数字技术创新与场景开发应用的数字政府传播，政府传播数字化最终将走向数字政府传播。
作为一种全新的政府传播形态，其“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解：从传播主客体来看，不再是政府内在的“命令传达－强制执行”的行政管理形式，而是一种政府与社会“双向传播－互动反馈”的公共交往行为，更加关注“组织”和“人”，注重传播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从传播范围来看，不限于公共信息的组织内外交流，而是一种融合在场与不在场、同步与异步、具身与离身的跨界传播，涉及虚实交流、无边界信息交流和机器交流等；从传播方式来看，相比传播渠道单一、话语资源分散的泛众传播，是一种更能理解与满足公众差异化需求，综合运用各种数字化传播资源达成既定目标的整合性传播；从传播需求来看，从力求实现行政信息自上而下充分扩散，到更加强调利用信息技术赋能政府与公众沟通，赋权公众参与治理，以此激发社会内生变革动力，进而改善国家治理的发展性传播。
然而，当我们重返实践视角，就会发现数字政府传播并非新近产生的新鲜事物。实际上，我国电子政务发展和数字政府建设的历程，也是数字政府传播不断迭代的过程。一是政府职能转变带来传播距离改变。我国政府从管制型政府不断向服务型政府转型，通过决策民主化体系建设、政社常态沟通制度建设、政府信息公开和政府数据开放等改革，为公众提供知情、表达和监督的有效渠道，拉近了与公众的权力距离，从而缩小了数字政府传播距离。二是服务方式转变带来传播模式改变。从启动“政府上网”工程，将门户网站作为信息发布窗口，到大力推广“互联网+政务服务”，使用政务新媒体开展政民互动，传播模式从单向的Web1.0模式走向双向互动的Web2.0模式。三是治理理念转变带来传播反馈改变。从追求“善政”走向“善治”，借助网络问政应用集中公众反馈情况，推动政府决策者、执行者、利益相关者以及公众间及时沟通与利益协调，形成“参与－回应”式的合作共治机制。四是技术采纳转变带来传播过程改变。新的数字技术嵌入政府传播各业务各环节，重塑政府传播流程，形成“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智能传播机制，实现移动社交场景下的政府精确传播。
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时期，重视数字政府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就数字政府自身而言，数字政府传播能力是数字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数字传播突破层级限制，有助于提升沟通效率和促进信息有效供给，增强数字政府运行效能。从数字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看，塑 造公共信息体系，推动公共参与民主，加强宣传与舆论引导，优化危机处置等数字政府传播功能，有助于协调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打造数字治理新格局。此外，数字技术将全球变为一个地球村，数字媒介成为全球村民信息获取与认知形塑的关键渠道，因此，数字政府传播是 数字时代国家软实力的核心象征之一，是构筑国际传播话语权的重要途径，只有具备强大传播力的数字政府方能真正建成数字中国和网络强国。
二、数字政府传播的核心议题
（一）数字政府组织传播
政府数字化改革重构政府组织的同时，也形成了全新的组织传播系统。一是数字政府组织内部传播，作为数字政府内在运行的基础条件，有助于实现从地区、层级、部门最终到“人”的一体化在线行政组织管理，构建跨域协同的“云上数字政府”。二是数字政府与社会传播，作为数字政府履职和社会治理的关键方面，能够向社会提供普惠公平的数字服务，以及高效能和精细化的治理成果。
组织内部传播是数字政府传播的首要议题，包括G2E传播和G2G传播，即数字政府对组织成员或数字政府组织之间的传播。数字技术将政府组织面向公务员个体的沟通管理方式转变为“网络－人际传播”，在组织传播活动中，能够实现点对点和双向互动的直接沟通，削弱行政层级导致的信息壁垒，强化组织上中下游的信息共享，从而提高公务员管理水平和行政办公效率。此外，政府组织之间的交流互动已经演变为纵横交错式的“网络－组织传播”，有利于真正突破传统的条块分割和职能边界，实现不同地方、不同层级和不同部门间的信息互联互通与协作治理，尤其是在数字政务服务和数据要素流动等领域开展跨域合作治理，从而提升整体性数字政府的运行效能和数字政府绩效。
毋庸置疑，政府与社会传播是数字政府传播更为关键的议题，包括G2B传播和G2C传播，即数字政府面向企业和公众的信息交流与广泛互动。相关的重要功能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信息聚合。通过政府在线一体化服务体系，统筹查询、交流和办事等各种信息数据资源，并基于精准的场景化供给技术，为企业和公众提供泛在可及的信息集成服务，例如“一网通查”“一网通答”“一网通办”。二是数字参与。运用数字手段健全创新信息公开机制和网络问政参政渠道，让企业和公众能够及时知晓和监督公共资源配置的全过程，并对数字政府全方位信息给予定向关注和反馈。三是社会协调。利用大数据智能感知市场诉求和公众意见，充分掌握不同利益群体动态，据此调整数字政府决策与传播行为，以防范化解社会矛盾风险和协调政商、政民关系。特别是当社会处于公共危机状态或者发生危机事件时，还具备重大突发危机数字化监测、安全风险评估和吹哨预警能力，以及基于敏捷决策机制的数字政府应急传播能力。四是发展传播。发展传播是以信息技术促进社会变革发展和人的现代化转型的过程，数字政府在发展传播方面具有先天优势，能够以自身传播理念方式变革引 领国家数字化整体发展战略与政策，通过数字技术促进发展资源在欠发达地区和弱势群体等方面的对接和流动，带动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本优化配置，以数字技术的传播实践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观念建构、共识协商和转型发展。
（二）数字政府人机传播
数字政府人机传播是政府在人工智能时代面临的新事物。随着数字人、虚拟人等“类人”AI新技术应用不断介入政府传播，政府传播主体与传播关系被重新界定，整个政府传播机制也面临结构性变革，出现一系列新的机器交流模式。首先是“AI－政府－AI”传播，即以AI再造数字政府，使其成为具有自适应、自学习、自反馈和自调节功能的智能组织体，能根据组织利益、特征和文化情境等组织运行的差异化场景实现“智能传播”。其次是“政府－AI－公众”传播，即基于AI中介的政府与社会间的传播。例如，为公众提供个性化场景化的政府全方位信息服务，通过“AI新闻发言官”完成智能政府新闻发布服务，运用“智能问答客服”提供多模态虚实交互的数字政务普惠服务等，促进公众在元宇宙等虚拟空间的具身传播和非在场传播。此外，还涉及“政府－AI－政府”传播，即基于AI中介的不同数字政府间的传播，包括在政府内部不同组织间和不同国家数字政府间的智能传播交互，以促进政府组织内部高效协同和不同国家数字政府合作共赢。
（三）数字政府国际传播
信息无边界流动带来了“数字全球化”，传统意义上的政府传播的实体边界不断消退，政府国际传播面临数字化转型新需求。其中，数字政府的跨国传播是最基本的，要求借助数字公共外交和计算国际传播开展外交活动和对外宣传，例如使用推特外交、大数据外交和算法机器人等手段，展示国家形象，设置外交议程，制造和回应国际舆论等。而当各国数字政府不断从实体组织演变为虚拟组织，即电子政务发展进入组织虚拟的最高阶段，全球组织虚拟的信息传播自然凸显出其重要性。数字政府传播面临着组织和公众的互访互鉴机制的建设 等挑战，例如访问接口开放机制和安全机制、组织间的动态数字联盟问题等。 更进一步，随着新兴技术革命不断加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数字地球村图景，全球网络空间治理是数字政府传播面临的最重要挑战之一，网络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理应成为全球数字政府的共同使命，存在一系列关键议题： 如何坚持网络主权理念，如何建设多边合作的网络空间治理体系，如何保障作为传播媒介的数字新基建安全，如何规范数据跨境流动和隐私保护等。
（四）数字政府公共关系
数字传播催生了数字政府公共关系管理的现实需求，数字政府需要不断增强公关能力，构建数字政府高效、开放、便利、安全、普惠等良好形象。一方面是提升数字政府信任，要求实现行政全过程数字化运行、管理和监督，促进行政权力规范透明运行，提升监管精准化、协同化和智能化水平，从而增强公众对数字政府的信任。另一方面是塑造数字政府形象，包括数字政府组织形象与公务员个体的数字形象、网络社会数字形象和虚拟形象等不同维度。
三、结语与启示
数字政府传播贯穿于数字政府行为的始终，提升数字政府传播能力不是“选择题”而是“必修课”。首先，需要革新数字政府传播理念，转变价值逻辑和主体行为，将数字技能素养融入政府履职全过程，提升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网感”和“用网”能力。其次，要制定数字政府整体性传播战略，确立协同传播战略目标，善于政府营销和整合传播，增强精准战略传播效能，实现网上网下、政府社会和国内国际齐发力。再次，打造全新政府信息生态与传播模式，推动政府传播向“关系传播”“精准传播”“敏捷传播”等模式转型，促进政府全面数字化智能化运行。最后，还需注重完善数字政府传播统筹协调机制，推进政府传播矩阵体系集约建设和整体联动，并增强维护保障数字政府传播安全的技术能力。
